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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9-05-03 14:29编辑:政治中心浏览(69)

    发文单位:最高人民法院

    文  号:法研字第10714号

    发布日期:1954-11-2

    执行日期:1954-11-2

    江西省人民法院:

      你院《关于南昌、新建两县法院工作检查报告》的通报,已收到。我们认为你院这次检查工作确是发现了不少问题,所提的意见大部分是恰当的,正确的,对改进审判工作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。但原报告在某些问题的提法上,我们感到是有毛病的,现提出请考虑。

      一、关于对盗窃分子的量刑问题。通报中提出“一、解放前解放后一贯偷盗者,贯彻长期劳动改造的方针,判处长期的劳动改造;二、解放前未盗窃、解放后屡犯盗窃者,在处理时应与第一种有所区别,如果属于流氓成份分子,应判处较长的劳动改造,原则即按一般的刑事犯处理。”我们认为这样划分政策界限是值得考虑的,因为解放前反动统治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,骗子、盗贼等是反动统治的必然产物,而在解放后,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各种社会改造,开展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等,这就为盗窃分子的弃邪归正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条件,如果他们继续盗窃行为,那就是蓄意为非作歹,就是危害人民民主秩序,破坏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。因此,在政策上,对那些在解放前虽有偷窃行为,解放后确已悔过自新的分子,可不论罪;对那些现行的惯盗惯窃,不论解放前有无盗窃行为,都应按照情节从严惩处。总之,对待盗窃分子,应分别惯犯和偶犯,对于惯犯不问解放前有无盗窃行为和是否流氓分子(事实上惯盗惯窃犯都是伪军政警宪分子、流氓等旧社会渣滓,不能设想有劳动人民成份的惯盗惯窃犯,)原则上都应严惩。

      二、通报中关于新建县院对流氓坏分子判刑过轻一事,省院批注“刑满后劳改不好可为队继续改造”。我们认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,如要发现确有错误,应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》第十二条的规定处理;如果重要反革命犯和惯盗惯窃案犯,在刑期届满前,事实证明还没有得到改造,释放后确有继续危害社会治安可能,需要继续劳动改造,应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处理。

      附:江西省人民法院通报 第35号

     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:

      本院邓副院长和南昌分院钟院长《关于南昌、新建两县法院工作检查报告》中从执行政策和审判作风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,特转给你们作参考,并希连同本院前发的1954年上半年工作总结,组织学习讨论,以不断提高和改进今后工作。

      1954年9月18日

      附件:关于南昌、新建两县法院工作检查报告

      一、案件主要的特点

      我们这次到南昌、新建两县重点的了解了一下刑事案件发展的情况,并抽查了今年所处理的贪污、盗窃、赌博、殴打干部、破坏供应、迷信活动及有关地主犯罪等案卷共156件(其中盗窃案48件,赌博案24件,迷信活动7件,殴打干部8件,破坏粮食供应案18件,干部违法乱纪案27件,有关地主犯罪案24件),根据我们的初步了解,目前两县反映到司法方面较比突出的问题,主要是:

      第一,流氓分子的破坏活动,在各种类型案件中,均占很大的数字。如盗窃案件,新建县处理的4名罪犯中伪保长1人,兵痞1人,惯窃1人,伪便衣队1人;南昌县处理的44名罪犯中,惯窃及解放后的屡犯30名,绝大部分均属流氓成份,赌博案在新建县处理的24名罪犯中,流氓坏分子即有9人;新建县处理的7名迷信活动案犯(包括以降神治病,骗取他人财物,贻误病人致死)流氓分子2人,伪侦察便衣3人,伪保长2人。殴打干部案8件中,6件是属于流氓坏分子,他们多半是钻粮食统购的空子,直接殴打干部或鼓动群众殴打干部。由此可见,流氓坏分子已成为目前农村社会治安的主要障碍,应引起我们的重视。

      第二,敌对阶级分子犯罪的案件,虽然不多,但就已发生的问题来看,还是相当严重的。据两县处理的24件有关地主犯罪案(包括伪军官1人)的统计,其中漏网的恶霸地主就有3件(2人混入我内部,1人混入工商业中)经宣布管制后不愿劳动改造到处乱跑不服管制的6件,造谣破坏的7件,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4件,盗窃的1件,破坏生产的3件,这对当前农村增产节约生产救灾运动是有一定危害的。

      第三,破坏粮食供应的犯罪分子,主要是富农,其次是中农。根据18案的统计,其中富农8人,中农4人,贫农5人,其他成份4人。富农多半是有余粮还用装穷叫苦,甚至威胁的方式套购供应粮,如7个富农尚有多余稻谷22398斤,米650斤,小麦636斤,又向政府套购稻谷7280斤,米1005斤;4户中农均有粮够吃(其中有一户吃到禾熟还多余米100余斤,有2户有余米1030斤,谷1470斤),又向政府套购谷8081斤,米205斤,其中有一户超出供应数字834斤,贫农则是将购买的供应粮转售图利。

      第四,干部违法乱纪中以贪污问题最突出(其中又以乡干部特别是乡文书、合作社产生的较多),据27案的统计,其中有贪污案16件,赌博9件,乘水灾伙同坏分子6人拐骗木材公司木材的1件,对供应不满,撕毁毛主席像的1件,这些犯罪行为是相当恶劣的,以贪污为例,在17名犯罪中,乡村干部10人(文书6人,乡主席1人,乡队长1人,乡长2人)贪污款2305万元,合作社干部4人(均属营业员)贪污671万元,区干1人(财政助理)贪污1200万元,银行干部1人,贪污盗窃款137万元,特别是贪污的乡干部,多数还搞不正当男女关系,带头聚赌,甚至有的还以贪污之款放青苗买田,在群众中影响非常不好。

      第五,供销合作社中,除贪污问题外,盗窃问题也较严重,据11案的统计,其中油榨户代合作社加工食油、从中渗水(渗到30%)的有7件,猪肉代销店挪用代销款的2件,加工石灰挪用公款者1件,私刻名章,伪造交易单冒领公款者1件。从以上数字来看,说明油榨户对合作社的危害,还是相当大的。

      二、缺点和错误

      据我们所抽查的案件来看,两个县院对各种案件的处理,一般还比较正确(特别是新建县院)但严格检查起来,还存在着若干问题:

      第一,新建县对少数案件,量刑较轻:

      (一)流氓分子李济清一贯不务正业,曾任日冠保安队文书上士,伪保长、保文书,解放后,仍游手好闲,专以迷信治病,骗取他人财物为生,去年政府号召耘禾,该犯在一丘田里故意丢掉中间只耘四周,今年又将土改分得的土地5亩9分全部出租。程时善解放前任日伪维持会录事,参加过青帮,解放后仍不劳动,于1950年伪造区政府公章,骗取他人大米1石5斗,今年则将二丘田出租,自己两次以竹制兑米牌,盗骗粮库粮食50斤(一次未遂),这两个罪犯,均属流氓坏分子,如不判处较长期的劳役,很难改变其恶劣本质,但该院对前者只判刑六个月,后者判刑一年。(省院注:刑满后劳改不好可仍留队继续改造。)

      (二)“巫医”周良田,1947年起,即一贯以降神治病,欺骗群众,1952年曾向陶土地(女)借谷完粮,没有借到,发生过争吵,因此怀恨在心,1953年陶土地难产,请该犯降神医治,该犯故意在陶土地家“捉鬼”,并说只能救大人,不能救小孩,叫陶土地之夫将陶土地刚生下的婴儿用篮子装着挂在外面的树上,同时又用艾叶、香灰、蛋黄、红糖、麻茎、裤带头子,煎水给陶土地吃,结果挂在树上的婴儿哭了一夜就死去,陶土地也在第2日身死。1954年4月县公安局集中“巫医”、“巫婆”教育时,该犯又在半夜三更装神弄鬼,辱骂县长。从害死小孩及贻误病人致死的后果与犯罪的态度来看,应该严惩,但该院只判了三年徒刑。同时在判决上把该犯当作一般的社会危害分子来叙述,而对其欺骗群众,致人于死等罪行,则未予强调指出。

      (三)贪污犯金业强,在任乡长期间,贪污农会柴款,乡政府办公费,屠宰税、猪头税、土地征费、农贷款自筹粮,群众果实共计137万元,并乱搞男女关系,将贪污之款买田2亩,并且放青苗,我们认为犯罪情节还是比较恶劣的,根据惩治贪污条例第三条、第四条的精神给予一定的刑事处分才对,但该院只用批示给予严格的批评教育了事。

      第二,南昌县院处理某些案件,有些畸轻畸重:

      (一)盗窃案犯44人,其中解放前与解放后一贯偷窃者19人,被判徒刑三个月者1人,六个月者4人,一年者8人,一年半者2人,二年者2人,释放者2人。解放前没有偷窃、解放后屡犯偷窃者11人:被判徒刑三个月者1人,四个月者1人,六个月者1人,八个月者1人,一年者4人,一年半者1人,三年者1人,长期劳改者1人。土改前做小偷,土改后未做者2人:被判徒刑三个月者1人,八个月者1人。偶犯盗窃罪者9人:被判徒刑三个月者4人,四个月者1人,六个月者3人,一年者1人。少年犯2人:被判徒刑一年者1人,长期劳改者1人。从以上统计数字来看,该院在处理惯偷、惯窃、屡犯、偶犯、少年犯时,不加区别的定罪量刑。对打击刑事罪犯政策贯彻不够,对惯偷、惯窃的处理,一般的失之过轻,而对于少年犯、偶犯及土改前偷窃,土改分地后未再犯者处分较重,甚至内中有不应该处刑而处了刑的。

      (二)处理有关地主的犯罪案件,也有某些轻重导致的现象:如地主杨德禄解放前曾统管过运输商货的民船70余只,强迫船民每人每年向其缴纳会费银洋1块2角,从事中间剥削;同时又乘郭杨二村群众打械斗的机会,勾结恶霸杨德兴等人卖掉杨村公地7块,得谷300余石,现洋120余元,到伪南昌市法院打官司大吃大喝三个多月;并曾霸占过有夫之妇及本村公地4块。土改及复查中,二次畏罪潜逃,直至今年上半年经公安局缉捕归案,但该院以其解放前罪恶不大,予以释放,显然有些过轻。相反地对某些尚未构成犯罪的又判了刑。如地主刘漏里解放前曾当过伪甲长五个月,土改时卖掉耕牛一头,皮袍一件,猪两头,并隐瞒水车1个,水槽1个,1952年被宣布管制三年。而该院则以其往来方面不请假不服管制,判刑一年。我们认为管制分子不请假外出,如果没有其他犯罪活动,则应加强管制,甚至延长管制期,不一定判刑。

      第三,在犯罪事实认定上,有的还不够清楚,例如:

      (一)新建县处理唐耀淇造谣破坏案,唐系小土地出租者,解放前任过伪乡民代表,合作社监事,解放后没有不法行为,曾因地界问题与邻居唐清濠有意见,在购粮中,唐清濠乃反映他在购粮评议会上说了破坏话,被区上捕送法院法办,在审讯中,被告及乡干部均证实唐清濠对他有私人成见,同时乡干部一致证明唐耀淇很好,没有说破坏话,该院没有考虑,即判了唐耀淇徒刑一年,回乡执行。

      (二)南昌县所处理的某些不法地主案,从判决上来看,事实理由还不够充足,甚至只有几个帽子,看不出犯罪的事实,如伪军官张子坤造谣破坏案,公安局的材料和法院的判决,认定他在社会改革每个运动中造谣破坏,对政府不满,挑拨人民群众之间的团结,到处乱跑,仍不从事劳动改造,屡教不改,判有期徒刑二年,内容非常空洞,没有具体事实。个别的案子,事实根本不清,即作了判决,判后当事人不服,又不送上诉,如盗窃嫌疑犯胡伦粉某晚住在向塘饭店,恰遇该晚店内失去20万元,第二天早晨胡离店后,即被向塘铁路公安分局以盗窃嫌疑犯送法院,案情未弄清,即判了胡半年徒刑,胡不服要求上诉,亦未送上诉。

      第四,审判作风:新建县除某些判决有错字外,一般的判决所认定的事实,都与送案的材料及当事人口供相符,没有什么出入,判决写的也较具体,有些说服力,而且案卷整齐,字迹清晰,一目了然,南昌县在这方面就差些,主要是:

      (一)调查研究不够,口供审问的也很简单,判决上所认定的事实与公安局送案材料出入很大,公安局的材料只要被告不承认,即可不经调查,随便推翻。如刘水运廖英秀盗窃大同榨坊芝麻一案,送案材料上说偷窃芝麻1石8斗,被告等只承认1石,县院不对证,便认定了1石,赃物放在胡金秀家,也未追究处理。民兵中队长晏生根违法乱纪案,偷盖乡政府空白印22张,究竟有什么企图,已用去者究作何用,未用去者,放到哪里去了,也未追清。同时在量刑上,如盗窃案件,我们感觉公安局所提的量刑意见,一般是正确的,但该院有时将5年改2年,3年改半年,这都是调查研究不够的具体表现。

      (二)判决一般写的较简单空洞,实事求是不够:(1)均未定罪名。(2)一人犯数罪,究竟以哪个罪为主来判罪很难看出。(3)一张判决判十多个被告,每个被告犯罪事实只有两句帽子,而未讲事实。(4)有的把主要事实又漏掉了,如王老吁破坏供应案,王除卖余粮外,尚有500斤谷够吃,又指使妇女吵闹威胁干部26次,购米80斤,谷1500斤,对这些事实,判决未认定上去。雷华达盗窃案,判决上认定他在1937年强奸有夫之妇吴水末未遂,但他在当时只有10岁,强奸不可能。同时也有错字:如万光禄抢劫案,本年8月4日收案,而结案写成10月16日(现在才是9月上旬);支票写成股票。

      (三)在工作制度方面,该县在修口、渡头有两个固定审判站,规定每月全体回院5至7天学习和讨论工作,但有时拖到十多天,这对工作是有一定影响的;同时审讯笔录,判决拟稿、签发,均没有承办人或负责人签名,总结工作及讨论和研究政策执行问题,也做得很不够,这些都亟待改进。

      三、今后意见

      第一,为了贯彻省委、省府关于增产节约,生产救灾指示的精神,今后南昌、新建两县法院的工作除密切结合增产节约生产救灾这一中心外,仍以严厉制裁反革命分子的造谣破坏,打击刑事犯罪及处理贪污盗窃等案件为中心,用司法武器保证运动的顺利开展,在工作方式上,主要是通过固定审判站;(1)与公安、检察、监察及区乡公安员联系,收集有关司法方面的材料。(2)区公所在定期召集工作队乡干部回报时,列席旁听,发现有关司法方面的问题,与区干部研究处理。(3)根据各个时期中心工作的特点,掌握重点乡或深入到重点乡,主动了解与发现有关司法方面的问题。(4)要善于运用调解组织及陪审员的力量,建立经常的联系,使司法工作在群众中扎下根子。只有这样,才能适应主客观情况,及时发现与处理问题,变工作被动为主动。

      第二,审判作风:

      (一)关于人犯捕押的问题:对于区乡送案材料,除重大嫌疑犯外,一般的应经严格审查,然后确定收押与否?以防止错押,对公安、检察机关移送的案件,在审理过程中,如发现与原材料有出入,应经过反复调查后,再判决,不能草率从事。对区乡干部随便押人打人的问题,情节特别严重者,应与监察部门研究处理。

      (二)关于调查研究的问题:在思想上必须明确,对犯罪分子进行审判,就是一个具体斗争的过程,我们对每一个真正的犯罪分子是要把他的犯罪事实搞清楚,及时处理以达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,而犯罪分子一般在审讯中则极力掩盖或缩小自己的犯罪事实,企图减轻,甚至幸免法律处分,因此,审判工作是一个高度的政治性与思想性的工作,对重大复杂案件,一定要经过调查研究,然后判决。所谓调查研究,就是根据送案或检举材料进行审讯,在审讯中,事先做好准备,详细阅卷,经过思考,拟出了审讯提纲。如果有疑问或被告不承认,即提出调查事项,找送案机关或有关干部、群众进行调查。同时,随时将调查的材料与原来掌握的材料及当事人的口供,反复研究分析,确定被告是否有罪?犯了什么罪,有哪些具体事实?危害程度如何?应该判什么刑?如此才不会错判。同时,根据目前情况,审判站处理的重大案件,在逮捕和判刑时,县院最好直接掌握,一般刑事犯逮捕与判刑时,由审判站与区公所研究同意,经县院批准即可,职权适当放宽,以加强审判站的责任心。

      (三)如何写判决的问题:判决时,一案一个判决。不是同一案件,不要合并判,判决一般分三段写,即事实、理由、结论。事实即叙述被告犯罪事实,有多少写多少,不要掺杂个人意见或用感想、原则代替事实,否则会犯主观片面的毛病。事实写不出来,就是案情未搞彻底,要重新搞,搞清楚再写;理由即是根据被告犯罪的事实、危害性结合有关的政策法令分析,说明法院根据什么理由来判罪,结论即是根据事实理由作结论,指出被告犯了什么罪,应该受到什么刑罚。

      (四)加强工作检查的问题:在目前民刑法典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,经常定期地检查判决的效果,是非常必要的。怎样检查?首先坚持定期的三查制度,在一定的时间,全院集中起来,有重点检查一次案卷,先由承办人检查,然后以一定类型的案件为单位,分别组织专人检查(如盗窃、贪污、破坏供应等),找出各种类案件的特点、处理的结果(这些归纳起来即是量刑的标准)等等,找出缺点错误;其次经常与公安、检察等部门联系,听取他们的正确意见;最后是选择典型案件,向案件有关的群众及当事人访问,只有这样,才能不断地发现与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,提高我们的今后工作。

      第三,关于今后如何量刑的问题:

      关于量刑的问题,主要是掌握每一类型案件的特点,再结合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,有区别的加以处理。针对两县过去处理破坏供应,有关地主犯罪及贪污盗窃等案件的具体情况提出如下意见:

      (一)对于盗窃案件:(1)解放前与解放后一贯偷窃者,贯彻长期劳动改造的方针,判处长期的劳动改造。(2)解放前未盗窃,解放后屡犯盗窃者,在处理时与第一种有所区别,如果属于流氓成份分子,应判处较长期的劳动改造,原则即按一般的刑事犯处理。(3)偶犯除个别流氓分子或犯罪情节严重者外,一般的少判刑。(4)土改分得土地,已改邪归正的盗窃分子,主要是继续加强教育,不宜逮捕判刑。(5)童窃、少年犯在处理时,应与成年人的犯罪有所区别,一般的对于指使幼童与少年行窃者,应从严惩处,而对于童窃(12岁以下)及13至18岁的少年犯,交其家长或监护人管教,无家可归者,则送交少年犯管教所管教,直至成人有正当职业,能独立生活为止。

      (二)关于破坏粮食供应问题,首先要区别问题的性质分别对待,对于反革命分子利用粮食供应问题进行各种破坏活动者,应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有关条款予以处理;对于不法奸商抢购、套购,牟取暴利及富农分子有余粮,还套购供应粮,甚至将余粮和供应粮高价出售,应从严惩处;对于其他流氓坏分子各种破坏粮食供应的行为,亦应按其情节轻重,适当处理;至于基本群众(包括中农、贫农)有余粮还套购供应粮或将余粮与供应粮出售图利,除少数犯罪情节十分严重屡教不改者外,一般的应责令向群众检讨,利用群众力量、批评教育,不一定判刑。

      (三)对于敌对阶级分子犯罪的处理: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地主及现行的反革命活动,应按惩治反革命条例有关条款处理。对于管制分子,应根据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严格审查,如果仅系不请假外出,或一般的不满意的言论,而尚无其他反革命活动者,一般的应继续加强或延长管制期,不一定判刑。对于地主的问题,主要是研究是否构成犯罪,如果未构成犯罪,不能随便加以不法地主的罪名,予以判刑。地主与群众间一般的问题,如争吵打架等等问题,主要是加强管制改造工作,如果已构成犯罪者,应根据犯什么罪,即按什么罪来处理,不要随便加上不法地主的罪名,以免模糊群众的认识,而忽视了对真正不法地主应有的警惕。

      (四)贪污问题,根据惩治贪污条例第三条第四条各款及第十七条的规定,从严惩处是对的,但对某些犯罪情节不十分严重恶劣,在群众中影响不大,而且确有深刻悔悟表现的贪污分子,也要结合惩治贪污条例第五条各款规定,适当的从宽处理,特别是要善于选择从严从宽的典型案件,在党政领导下,组织一定的宣判大会,具体体现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,以争取教育一般尚未发觉的贪污分子,主动交代,坦白认罪。在目前贪污问题比较突出的情况下,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。

      其他各种类型案件,我们因未有检查,提不出什么意见,就是上面已谈到的四种类型案件的处理意见,也很不成熟,只供参考。

      邓声永 钟澄澈

      1954年9月1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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